针对央视等媒体报道的明星账号微博转发数据异常偏高问题，新浪微博社区管理官方微博24日发布公告称，已将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上限调整为100万；针对刷数据现象中可能存在的违法犯罪行为，已多次向公安机关提供证据材料进行报案。 　　23日，央视以“惊人数据的秘密”为题，详细揭露了娱乐圈里正存在的流量数据造假行为。其中例举了某艺人一条宣传新歌视频的新浪微博获得了1亿多次转发的“惊人数据”——微博总用户3.37亿人，这相当于说每三名微博用户就有一人转发了这条内容。简直是天方夜谭！数据如此惊人，很明显，数据被“水军”注了水。央视对八名艺人的相关数据进行了“脱水”处理，“脱水”前后的数据相差巨大，造假比例最高居然达到了8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娱乐圈流量数据造假行为非自今日始，甚至曾有人将之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美其名曰“数据包装”。只是“包装”愈演愈烈，到了今天，已经演化成新浪微博官方公告中所称的流量“竞赛”。“竞赛”的结果，不仅是流量失真得令人惊叹人口不够用，更“蜕变为互联网黑产对整个产品和社会的侵蚀”。既然社会危害如此深重，那么对流量数据造假的防范与打击就必然到来。实际上在央视曝光之前的1月8日，新浪微博就发布了《关于调整微博转发评论数据显示方式的公告》。2月14日，对微博转发、评论计数显示方式的调整上线测试。现在，藉由央视的曝光，流量数据造假行为的危害性，以及惊人数据背后“互联网黑产”的产业链大白于天下，对流量数据造假行为的遏止随着新浪微博官方的一系列行动，势必更有成效。 　　“流量明星”神话的破产，就像纸包不住火，是所有弄虚作假行为的必然结果。然而反思“神话”造就的历程，究其成因，诚如业内专家所言，这首先是部分从业人员陷入了“唯流量论”的错误认识。在注意力经济时代，流量是衡量受众关注度的重要量化指标。部分制片方、广告商会根据粉丝数量和话题热度选取艺人，“流量明星”的概念从而走红。某些视频网站非有“流量明星”参演的影视作品不买。而在信息海量化、网络碎片化的社会里，注意力是极其稀缺的资源，“流量明星”的人气积累非一日之功，甚或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于是在急功近利的资本逻辑与商业思维的支配下，某些经纪公司与某些明星的粉丝们，为了旗下的明星与偶像“一夜爆红”成为“流量明星”，“合谋”走向了数据造假的不归路，也为互联网黑产提供了新的“市场机遇”。 　　可以说，娱乐圈流量数据造假现象背后有“互联网黑产”与“影视圈黑幕”下的两条利益链，相互纠缠，既破坏网络秩序，又破坏影视圈秩序。要想根除这种现象，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要用技术与法律的手段，严厉打击互联网黑产，另一方面要用教育与监管的方法，清除“唯流量论”的思想根源、利益机制。“惊人数据”造就的“流量明星”是纸糊的假人，信息失真的另一面是人格失信、人设崩塌，影视从业者以及追星的粉丝们理应明白，怎样做，才是真的好，否则今天是“唯流量论”的受益者，很快就会是自食其果的“受害者”。

　　近日，媒体曝光了一名明星一条微博亿次转发背后的真相。粉丝群、刷量公司、机器软件一同上手，制造了一个隐秘运转于地下的“流量黑产”，在这个产业中，唯有浮上水面的明星有着“光鲜亮丽”的形象，水面下的一切，都禁不起质疑与打量。 　　流量明星是“流量黑产”的出头鸟，披着一身“光灿灿”的假数据，其实不过是“皇帝的新衣”。无论什么年代，真实的力量总会穿透虚假繁荣。对流量明星的曝光，除了要拔除“流量黑产”的旗子，也要真正铲除这一产业。影视造星行业要率先抛弃对流量的崇拜与依赖，渠道与平台也要拒绝把流量当成主要衡量标准，如此才能引导粉丝与观众走出流量干扰，更多去关注创作者与作品本身。其实，“流量黑产”不仅存在于影视行业。在互联网上刷点击率是项“古老”的传统，目的是吸引眼球，技术也停留在拼劳动力的层面上。而现在，已经有了“专业”人士、“专业”公司、“专业”技术，并且渗透到产业之外，对社会诚信体系造成了威胁。这样的“流量黑产”，必须予以铲除。此外，无论是互联网还是整个社会，都应建立起对数据严格管理、科学使用的规则，培养起对数据造假毫不宽容的态度，这样，“流量黑产”的生存土壤才会越来越少。

　　“快递小哥”月收入是“传说”的过万元吗？难！团中央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东部地区快递员月平均工资5110元，中部地区4464元，西部地区4247元。近日，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国家邮政局机关党委联合公布《促进快递配送从业青年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调研报告。该调研报告也结合了前期共青团中央、国家邮政局共同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开展的课题成果。2018年9月以来，各级团组织、邮政管理部门广泛开展倾听和调研，形成调研报告169篇。 　　如今，“快递小哥”成为团组织关注和服务的青年群体之一。2019年“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主题定为“维护新兴职业青年群体的发展权益”，其中快递配送从业青年为主要群体。 　　-------------------- 　　总书记看望过的“快递小哥”：直言提诉求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过去了20天，快递员刘阔回忆起那天的场景，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春节前仍在工作的“快递小哥”，自己非常激动。2月21日下午，2019年“团中央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面对面”主场活动在京举行。他面对代表委员，还当场说出很多“快递小哥”的共性诉求。 　　他说：“我叫刘阔，是来自顺丰的一名普通快递员。非常惊喜，也很荣幸过年前夕在工作岗位受到习总书记的慰问，通过慰问，深切地感受到习总书记对一线人员的暖心关怀，我们对自己从事的行业非常骄傲。” 　　2017年，他加入顺丰之后，主要负责北京琉璃厂一带的快件送收。该地区客户主要寄送一些书画、古董等艺术收藏品，在每天与客户的沟通中他逐渐了解了艺术品特殊市场的业务需求，并通过真心的交流逐渐与他们成为朋友。 　　刘阔说：“在派件中有的客户热心地送上一杯热水，我感觉这个城市不再有疏离感。公司层面也关爱快递小哥，比如在工作环境中配置休息区，定期开展新春祝福等主题活动，公司还通过科技手段降低员工的劳动强度。” 　　面对代表委员，他提出建议，希望行业主管部门能够多为一线小哥呼吁，宣传一线人员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价值，提高社会对一线快递员工的认同感，能开展一些跨公司乃至跨行业的交流，在行业层面对快递员开展专项培训，提升个人专业水平，拓宽知识面。 　　尽管刘阔已经成家，但是他发现“快递小哥”的个人问题不容忽视：“青年快递员的个人问题需要重视，平时他们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解决个人问题有难度，可否在行业层面开展青年联谊活动。” 　　住房，是大城市打拼“快递小哥”的“痛点”。刘阔提出，一线二线城市快递员住宿成本高、房租压力大，建议政府为“小哥”出台一些住宿保障政策，希望能建立一些快递员申请廉租房和保障房的政策。 　　“快递小哥”长啥样 　　收入低 花销大 缺职业认同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杜沂蒙 实习生 杨宝光 　　“快递小哥”群体长啥样？他们绝大部分为18至35岁的青年。有关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500亿件。一支数量庞大的新就业群体迅速兴起，以邮政速递(EMS)、顺丰、“三通一达”(申通、圆通、中通、韵达)等为代表的快递企业，一线配送人员突破300万。此外，美团、饿了么等O2O、外卖行业也拥有上百万名专兼职的终端配送员。 　　“快递小哥”流动快 短期从业明显 　　本次调研中，社科院调研组对5279个调查样本的分析显示，快递配送员中，男性居多(88.9%)；以青年为主体(20至29岁49.3%，30至39岁40.8%，40岁以上7.4%)；农业户籍居多(77.9%)，大部分为进城务工青年；学历层次偏低(初中及以下29.2%，高中职校及中专47%，大专15.7%，本科及以上5.3%)；政治面貌以群众(57.9%)为主，团员和党员比例不高(21.9%、5.7%)。 　　调查显示，“快递小哥”入职前大部分从事过建筑工人、餐饮服务员、销售员、保安及司机等工作。南宁的调查中，69.8%认为快递业门槛低、上手快，46.8%认为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学历且收入较高的职业。 　　“快递小哥”的工作时间普遍较长，近一半的快递员每天工作10至12小时，8至10小时有30.6%，12小时以上有21.4%。48.9%表示每周只能休息一天，还有44.5%表示休息时间不确定。 　　他们的劳动强度究竟有多大？每天派件量在50至100件占38.4%，100至150件占11.8%，150件以上占19.2%。在“双十一”等高峰期，配送量更是呈爆发式增长。访谈中“忙得脚不沾地”“累得不想说话”是他们说的最多感受。 　　报告指出，因投诉纠纷、缺少保障及职业发展等问题，很多青年并不把快递配送作为一份长久工作。从业不足一年者占39%，一至两年占31.2%，两至三年占12.1%，五至六年占5.9%，七年以上为11.9%，短期从业特征明显。 　　研究人员在武汉的调查中，邮政EMS、顺丰的快递员流动率均达30%左右。调查还显示，目前快递配送从业人员中，在校学生兼职的比例也达到18.6%。 　　东部地区“快递小哥“月入平均5110元 　　很多人认为“快递小哥”收入高，其实并不如此。调研报告指出，他们的月平均收入3000元以下23.3%，3000至4000元20.2%，4000至5000元25.7%，5000至6000元13.2%，6000元以上17.6%。东部地区快递员月平均工资5110元，中部地区4464元，西部地区4247元。 　　2017年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薪资3813.4元，快递员为4859元，高出27.4%。对比之下，从表面上看这个行业收入水平不低，但高工资来自高强度超时加班，如果以小时工资为标准，则平均23.9元，仅相当于最低工资标准(人社部公布的32个城市最低小时工资标准，北京24元，其他地方基本在15至20元之间)。 　　具体到计酬方式，“快递小哥”的计件工资占较大比例(55.8%)，其次是月薪制(11.5%)、底薪加绩效工资(14.9%)、底薪加提成(10.6%)。物流快递、直营模式多采用固定薪酬加绩效，外卖快递、众包快递和加盟模式更多采用计件方式。 　　半数以上“快递小哥”感觉不受人尊重 　　从支出来看，他们呈现出生活中消费高、娱乐少的特点。2017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8322元，当年快递员人均消费支出为23459元，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8%。访谈中，44.5%认为工资基本够用，33.2%认为比较困难，19.4%认为非常困难。 　　在此情况下，特别是他们面临“累得下班就想睡觉”的工作压力，快递员的休闲娱乐很少(看短视频17.8%、听音乐15.0%、看电视剧或电影14.2%、打游戏10.3%)，半数以上什么都不参与。 　　尽管劳动强度大、收入水平不高，快递员对工作的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其中，1~10分调查区间中，总体平均分6.62分，44.8%给出了8分，仅有15.9%给出4分以下。 　　很多从业青年认为这份工作是压力与动力并存。一方面，虽然累但收入还行，特别是时间比较自由，在固定区域内完成配送任务即可；另一方面，56.3%感觉自己的工作不受人尊重，65.1%缺乏职业认同。 　　近八成签劳动合同 半数觉得是“城市过客”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杜沂蒙 实习生 杨宝光 　　尽管国家对快递配送行业的有序发展高度重视，近年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法规政策，但是调研显示，快递配送从业青年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 　　近三成“快递小哥”被侵犯劳动权益 　　调查中，“快递小哥”的劳动合同的总体签约率为78.7%。加盟制运营模式下，网点作为承包方要自负盈亏，为了节约成本和规避风险，大多与“快递小哥”不签订劳动合同，便于随时解聘；外卖平台更是只与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达成劳务派遣输出协议，进一步降低用工成本与风险。 　　依托互联网经营的新业态，“劳务”呈现出新模式。直营快递公司采用较为传统的招工用人模式，但更多的企业都是采用加盟制运营，美团等外卖平台更是让配送员在网络注册，与平台不产生法律意义上的直接劳动关系。快递配送从业青年难以依据现有的劳动法律法规来维护自身权益。 　　“快递小哥”面临的现实难题是——社会保障程度不高。传统的直营快递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做得比较好，加盟制公司为了节约成本、减轻负担而不缴纳社会保险成为潜规则，与外卖平台合作的第三方人力资源公司，一般也仅是购买意外险，其他险种基本缺失。具体到各个类型，物流快递中的从业者没有社会保障的21.1%；外卖快递47.8%；直营模式没有社会保障的9.3%；加盟模式35.2%。 　　劳动权益保障情况如何？调查中，28.6%的“快递小哥”表示遇到过侵犯劳动权益问题。具体情形看，雇主拒绝缴纳社会保险(45.7%)、强制加班(38.2%)、工作安全保护未达国家标准(34.5%)列前三项，其他包括拖欠工资(22.7%)、工伤(14.1%)等。物流快递的主要问题是强制加班(51%)，外卖快递主要是雇主不缴纳社会保险(63.6%)，众包快递则在拖欠工资方面最高。 　　对“快递小哥”以罚代管现象是常态 　　调查显示，企业对快递员群体以罚代管现象普遍。82.9%的“快递小哥”表示所在企业有罚款制度。外卖快递最高(95.8%)，物流快递和众包快递分别为75.4%和75%；平台模式有罚款制度的高达95.5%，加盟和直营分别为84.2%和68.7%。在调查前一个月内，47%的快递员表示被罚过款，被罚数额平均为413元。 　　调查发现，“快递小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他们遇到劳动权益受侵害情况时，65.7%表示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即使采取行动，也主要是个人与本单位协商(14.7%)、直接辞职(12.8%)，通过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4.3%)、找工会(2.5%)、找法院(1.7%)、找媒体(1.3%)的比例都很低。 　　由于行业流动性大，很多都是临时工，大部分“快递小哥”对社会保障并不了解，比如有的认为有工伤保险就不需要再参加医疗保险，有的认为自己在农村的“新农保”可以在发生交通意外时报销医疗费用，实际上意外医疗不在政策规定的报销范围之内。 　　快递员平均每天要在路上奔波70至80公里。大多数企业都是按照派件量来发放工资，许多快递员急于送件，尤其是外卖行业更是以限时送达为卖点，为了将时间压缩，超过60%的快递员违反过交通法规，逆行、闯红灯、占用机动车道等违章情况屡见不鲜。加之长时间重复工作容易出现疲劳，存在相当程度的安全和健康隐患。 　　外卖行业的监管部门尚未明确 　　目前，快递行业明确由邮政管理部门监管，能够及时处理突发事件和投诉，但也存在监管对象多、联合执法难协调的困难。外卖行业的监管部门目前还没有明确，产品生产企业、外卖平台、配送员雇佣公司可能分属不同部门甚至不同地域，事实上处于监管缺位的状态。 　　快递员的运送工具主要是电动三轮车、摩托车、燃油助力车，这在城市交通管理中，通行和停靠都经常受到限制。他们普遍的反映是，在主城区、重点街道、重点商圈临时停靠难，进小区、机关、高校难，有的物业额外收取进场费，快递员不得不在周边“摆地摊”投递。 　　“快递小哥”常常遇到问题——企业内部管理不规范。很多快递企业为了抢占市场，采用加盟方式，总部对加盟店和网点基本放任不管，只看重层层提成。加盟商自负盈亏，交给总部的面单费、派送费、中转费等费用已经不低，无心关注长期规划，更不会去关注员工的发展和利益。就业单位与快递员之间的关系被压缩为接单与送单，一些快递员认为，除了经济收入，与企业之间没什么其他关系。 　　职业自由，但近半数者仍觉得低人一等 　　访谈中，很多人强调一点，快递职业相对自由，没有太多约束，“这活儿是苦点儿累点儿，但是它自由”。 　　社会对“快递小哥”的总体评价不高。公众对快递员的负面情绪较为强烈，投诉过的占78.95%。在南宁的调查中，对于“快递职业是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的职业”这一问题，44.6%的人表示很同意，43.1%较为同意，2.3%很不同意。在贵阳的调查中，公众认为主要问题是“服务质量有待提高”(38.7%)、“快件投递延误”(29.5%)、“快件破损或遗失”(12.6%)，“服务态度差”“价格混乱”也占一部分比重。 　　难以融入所在城市是很多“快递小哥”的“痛点”。经济融入有较大阻力，特别是住房问题难以解决。在调查访谈中，48.5%的“快递小哥”感觉自己不属于城市，53.3%感觉只是城市的过客，46.6%感觉在城市中总是低人一等。 　　南宁的调查中，问及最需要得到来自哪方面的帮助和改善，77.6%的“快递小哥”表示是“客户的理解”。 　　公共事务参与度低是“快递小哥”另一个“痛点”。超时工作背景下，快递员参与各类社会组织或团体的比例都不高。网上活动频率也较低，仅微信群/QQ群每天他们的使用率达到14.8%，其余大多不足5%。经常关注网络热点事件者只有37.8%，半数以上(52.4%)偶尔关注，9.8%从不关注。大多数人对于网络上的热点事件只是阅读(83.6%)，只有6.2%会转发并评论。 　　给“快递小哥”快递一份保障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章正 杜沂蒙 实习生 杨宝光 　　如何帮助“快递小哥”解决问题？调查报告建议，国家推动企业制定合理的工资标准，通过绩效奖励方式，对快递员的工作强度进行合理评估，对接单量、配送量进行控制和优化，完善配送考核制度。企业对一线人员落实日常关怀，例如通讯设备、交通工具、定期体检、休息站点、爱心早餐等。 　　在此基础上，报告指出，国家和企业要完善培训机制、畅通晋升通道，引导快递员进行合理的职业规划，增强职业认同感，全面推开快递工程技术人员职称评审，推动开展快递员、快件处理员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组织开展邮政行业职业技能竞赛，优化职业成长路径，拓宽职业发展通道。完善行业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支持高等学校开设邮政工程、邮政管理等专业，建设专业人才队伍。 　　国家如何对快递公司进一步规范？报告指出，适应依托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发展的行业特点，国家明确加盟、承包、代理的主体资格及其责任、义务，从规范经营主体来规范劳动关系。特别是加强加盟网点管理，企业总部和劳务发包方对网点和承包方不能“一包了之”，应明确其负有管理责任。 　　如何进行多层次的规范？主管部门要加大对企业劳动用工的监管，对加盟网点也要进行实地督查。发挥行业协会积极作用，建立行业管理规范和标准，对企业实行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 　　强化劳动权益保障是关键一环。报告建议，相关部门要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完善就业、劳动权益保护机制，规范快递员的工资标准、合同条款、商业保险、纠纷解决等内容。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加强快递员权益保障的指导意见，强化劳动用工、集体协商、依法参保、素质提升等要求，加大劳动保障监察执法、争议调解仲裁力度。国家推进快递业制定合理的参保方案，根据职业环境和行业特性，建立多层次社会保险体系，加大意外伤害险的商业弥补。 　　个人生活也是关注的重点之一。报告建议，相关部门和企业通过提供集体宿舍、住房租金补贴、纳入廉租房范畴等方式，尽量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同时，相关部门设立全国邮政行业先进集体、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项目，发挥荣誉表彰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增强“小蜜蜂”的职业荣誉感，推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 　　日常的快递车辆管理如何管理？报告建议，应对快递配送车辆的车型、重量、制动标准进行统一规定，公安交管部门制定上路行驶和停靠标准，保险公司配套出台针对性的保险投保产品。完善市区停车设施，改善配送车辆的停靠条件。城市将快递终端设施纳入公共服务基本建设，建立多个企业共享的末端投递“超市”，增设智能投递柜减少无效投递，终结投递“摆地摊”方式。 　　报告特别指出，应加强企业党团组织建设，建立行之有效的属地化组织覆盖，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积极吸纳他们参与各类政策协商、评议平台。 　　报告还为“快递小哥”支招，放大个体的声音，比如加快建设快递行业工会，把工资薪酬、福利待遇、劳动强度等纳入集体协商范围，推动落实最低工资标准和欠薪报告制度。另外，相关部门发动媒体多方位展示快递员群体风采，选树爱岗敬业、自强不息的行业典型，引导公众尊重、理解、关心这一群体，提高从业青年的社会融入感和职业自信心。 　　共青团铺路 助快递小哥“申请”社会融入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杜沂蒙 章正 实习生 杨宝光 　　“众所周知行业门槛较低，但并不意味着快递小哥没有提升的潜能。建议政府加大培训，不断提升快递小哥的能力和素养。”2019年团中央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面对面活动北京主场，快递小哥宋学文代表一线员工发声。 　　今年，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国家邮政局机关党委共同邀请5位全国人大代表、5位全国政协委员，走进中通快递北京公司，慰问一线从业青年，并与快递企业、青年代表面对面交流。如何促进快递配送从业人员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融入，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 　　提高专业技能 更有职业获得感 　　2014年以来，中国快递业务量位居世界第一，去年正式超过500亿件。这些数据背后，是许许多多快递行业从业者的辛苦付出。 　　京东物流快递员宋学文入行快8年了。作为一线的快递小哥，他见证了这个行业的发展和变迁，也收获了“最美快递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这些年来，随着快递行业的快速发展，我们快递小哥的地位也在不断提高。”宋学文感受到，收入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心里也越来越暖。“特别是今年年初习总书记新年贺词中点赞快递小哥，又在春节前夕看望一线员工，令整个行业感到振奋”。 　　但与此同时，他也坦言，一线员工工作、生活还面临不少困难，期待能够得到改善和解决。 　　比如，快递行业准入门槛较低、上手快，不少人认为这是能找到的不需要高学历且收入较高的职业。但在宋学文看来，这些正是快递小哥提升的潜在空间。他建议，政府能够加大培训，对取得一定成效的企业给予政策倾向和相关补贴，同时也能更加关注行业涌现的先进人才，帮助快递小哥提升自身能力和素养。 　　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如何提升自己的职业技能？顺丰快递小哥刘阔没少思考。可否在行业内开展一些跨公司乃至跨行业的交流？是否能定期开展专项培训，加强对新形势新业务的知识普及，提升小哥的专业度、拓宽知识面？交流中，他不断抛出自己的想法。 　　李朋璇是百世快递的快递员。参加工作5年，他最大的感受是，快递不仅是电商平台与消费者之间的桥梁，更成为乡村地区追赶外界发展的良好通道。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关键的快递运输环节却并不完善。于是，李朋璇总结工作经验，积极思考，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建议。 　　2017年，李朋璇以“青春的网民”留言：农村生鲜快递意外赔偿贵，盼望买保险，希望国家有关部门重视生鲜快递的现状。原本以为会石沉大海，却意外被总理邀请到中南海参加面对面座谈会。 　　2018年3月，李朋璇所在的公司与保险公司签订了协议，提供生鲜寄递保险服务，花两角钱可以最高赔付36元／件。 　　2018年5月开始实施的《快递暂行条例》中，他向总理进言的内容也被纳入其中。 　　一方面，快递行业一线从业青年对自己的岗位和工作充满信心，但另一方面，有调研显示， 66%的快递小哥认为过不了几年他们会被人工智能替代。如何有效提高自身职业技能，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成为当下不少快递小哥的关注点。 　　增强社会认可 提升职业幸福感 　　谈到平时工作，服务中收到的一句“谢谢”，遇到问题时来自客户的一份理解，成为不少快递小哥认为的幸福时刻。 　　秦效书是北京的一名闪送员。“闪送按照订单多劳多得，虽然辛苦，收入是很可观的。我刚开始加入闪送时每月收入在6000元左右，加入两年多，随着业务的熟练现在月入过万元”。 　　但是，像秦效书这样“高收入”的背后，却是高强度超时加班，工作中依然有不少困扰。比如“装备跟不上”、区域限制等。 　　秦效书所在的闪送员群体中，一部分使用电动车配送物品，现有充电装置较少导致时间成本增加，这样每天少了很多订单。大部分闪送员选择摩托车，速度快、续航能力强，但城市有些区域禁止摩托车及三轮车上路行驶，停车也难。他希望，能够有相关政策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提高闪送效率。 　　去年，在团中央和国家邮政局委托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针对快递小哥群体开展了专题调研。该所青少年与社会问题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田丰参与了调研，他把快递员比作“互联网的红细胞”。通过调研，他发现，在大城市中，像秦效书这样的快递小哥，月入过万，工资水平在北京已经相当于一个初级白领，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 　　田丰介绍，数据显示，调研中，70%的快递小哥认为在社会中没有地位。 　　完善基本保障 增强职业认同感 　　“青年快递员平时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解决个人问题有难度，可否在行业层面开展青年联谊活动？……”同为千千万万快递小哥中的一员，刘阔的呼声代表了不少同行们的心声。 　　中通快递集团副总裁张建锋介绍，近些年，中通快递集团不断探索通过新的政策增加员工的收入，同时为员工提供内部培训和晋升通道。“在中通，大部分网点老板都是从快递员做起，现在的政策也是努力帮助一线的业务员从就业走向创业，让他们从加入到信任、热爱这个大平台”。 　　同时，张建锋也坦言，让一线员工有获得感、幸福感、认同感，这个工作光靠企业能力是有限的，必须要政府、全社会来指导、完善。他举了个例子，“比如说社会认同感，这是目前最重要的问题，目前国内的公众对快递小哥没有足够的尊重，小哥被打骂的情况时常发生，我们希望加大人身保护和关爱，希望全行业一起来推动。” 　　“在当前的环境下，快递小哥所面临的困难和需求丰富多样，但解决力量有限，这需要社会齐抓共管做好工作。”全国政协委员、团中央直属机关党委常务副书记王阳认为，要给快递小哥群体多一些反映诉求的渠道。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邮政局普遍服务司司长马旭林则建议，团中央要继续推动快递企业团组织的建设，将从业青年紧紧团结在团组织的周围，加大对快递企业及快递网点表彰的力度，增强基层网点青年团队的自豪感和职业认同感。

　　春节前，我通过某打车软件约来了一辆奥迪车，攀谈中司机向我大倒苦水。原来这位车主是一位身价不菲的企业家，过年时各种人情应酬让他感觉心力交瘁，这种“幸福的苦恼”也不便跟身边人说，索性自己在临近年关时客串起了网约车司机，借此来获得暂时的身心解脱。 　　若非亲历，很难想象不差钱的企业家也在遭受人情消费的烦恼。仔细想来，其实也不奇怪，稍加留意我们就能发现，盲目攀比、铺张浪费、情感绑架等现象早已广泛存在，有些地方还因高价彩礼纠纷闹出了人命官司。这些畸形的人情消费不仅严重干扰了人们的正常生活，也违背了文明、和谐、诚信、友善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有些行为甚至已经触碰到了违法犯罪的红线。近年来批评非理性人情消费的文章也屡见报端，可至今这种现象并没有得到遏制。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导致人情消费产生并走向非理性的原因是什么？看似平等自愿且属公民个人道德领域的人情消费要不要受到法律规制？法律又该如何进行规制？ 　　人情消费在中国的产生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礼仪之邦，我们的先人重礼、尚礼，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也需要通过人情礼往来实现交流和互助。但需指出的是，先人们在生活中所推崇、施行的“礼”多是“治人之情”“合于人心”，礼治背景下的人情也不得滥施。明代大儒吕坤曾有言：“朝廷法纪做不得人情，天下名分做不得人情，圣贤道理做不得人情，他人事做不得人情，我无力量做不得人情。”所以，若让“人情消费”走向非理性并给不少人带来困扰、苦恼甚至纷争，这不仅是古人所不乐见的，恐怕也背离了“人情消费”存在的初衷。 　　让社会生活充满礼敬和温情本没有错，作为人际交往润滑剂的人情消费不应也不能一概禁绝，但若其在运行中不断逾越理性范畴且长期以来得不到合理规制，就应引起我们的反思。人类文明演进至今，发展出了不少调节人们内心和行为的手段，这些手段大致可分为自律和他律，它们之间互有借鉴和倚重，有时还会相互转化，共同支撑起人类理性和文明的大厦。既然非理性人情消费所产生的问题单靠道德自律无法化解，那么我们不妨考虑借助法律这一他律手段。而这又触及到了“道德与法律”这个历久弥新的古老话题。 　　关于道德与法律的关系，古今中外的思想家、法学家有过大量精彩论述，从总体看，这些论述主张两者沟通、融合者多，割裂、对立者少。作为调控、规制人们行为的有效手段，法律和道德确是各有畛域、各有所长，但两者也并非各安其位、各行其是。比如道德可让信奉者个体“有耻且格”，但对不信奉者和一些广为人们诟病的社会问题的处理则无能无力；法律调节范围广、执行力度大，但对有些问题的处理也是鞭长莫及，而且如果借助法律管控过多、过严，也存在令社会丧失活力的风险。所以，这就需要两者取长补短，互为支撑，允许两者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并在必要时推动两者的转化。 　　德国法学家魏德士教授认为，在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之间有着许多共性和连接点，其中人类共同生活的基本价值观构成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共同基础。诚如魏德士教授所言，在道德和法律的交叉领域，基本价值观确实占有重要一席。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不仅是为该社会大多数成员所认可、遵从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而且也是为一国法律所确认、保障的重要对象。对于那些既属道德又属法律的社会问题肯定也与该社会的基本价值观有着密切关联。同理，基本价值观在这些问题的化解上也需发挥其应有作用。因此，把与基本价值观精神相违背且广为世人诟病的一些道德问题纳入法律范畴进行规制，无疑是其发挥作用的一个有效途径。 　　在当代中国，全体国人共享的基本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我们理应让这一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在沟通道德和法律以及更好实现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中发挥更大作用。2018年5月，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从某种意义上就顺应了这种期待。《规划》提出，要重点加强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立法，针对婚丧嫁娶、人情往来等存在的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的陋习，研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推进移风易俗，倡导文明新风。对于非理性人情消费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问题有必要纳入法律层面进行规制。 　　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新时代社会治理更需多元互动、多端发力。在前不久召开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再次强调了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而且还提出了塑造“自尊自信、理性平和、亲善友爱”社会心态的时代命题，这也为我们破解人情消费非理性难题和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的要求和遵循。 　　“尽人之情”虽是不少中国人的生活准则，但人情礼往不能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抵触，更不能以悖德违法为代价。在此，我们呼吁，通过法治的介入让人情消费尽快回归理性，也期待在德法互济和情理兼容中，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心、惬意。

　　原标题：互联网广告切忌投机取巧（云中漫笔） 　　互联网发展正推动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近日，中关村互动营销实验室发布的《2018中国互联网广告发展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互联网广告总收入达到3694亿元人民币，较上一年增长了24.2%。互联网这一新兴的推广渠道已经逐渐成为传媒行业的新宠，网络广告也日益成为广告业新的经济增长点。 　　广告，其本质是通过特定媒介传播特定信息，在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沟通信息，说服和影响受众的传播过程。与传统媒体广告相比，互联网广告有着传播速度快、互动性强、触及面广等天然优势。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智能手机应用大量涌现，App（应用程序）开屏广告、短视频广告、朋友圈广告、搜索引擎竞价排名等多种类型的广告也应运而生。层出不穷的网络广告为互联网营销模式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引领着新消费需求的崛起。 　　表面上看，互联网与广告似乎是绝妙的搭档。互联网平台凭借庞大的信息流，吸引大量商家入驻，五花八门的广告也为平台吸引更多的流量。二者相得益彰，起到“1+1>2”的效果。但是，平台若在利益的引诱下为虚假广告开“后门”，“相辅相成”则很容易“变味”。长此以往，人们势必对互联网广告抱以怀疑态度，甚至使整个互联网广告产业都陷入信任危机。 　　报告还显示，随着企业对高品质流量和广告转化效果的追逐，越发愿意把钱投资在高质量、精准流量上，应用平台正在成为最主流的广告平台。与之相伴的，非法盗取用户隐私、不当使用用户个人信息、诱导用户点击捆绑链接的情况也时有发生。2016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凡是互联网上发布的广告，都要标注“广告”字样。但在执行过程中，这种广告的“可识别性”原则却存在责任认定困难和调查取证繁琐等问题。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机遇，但不应成为投机取巧、谋取不光彩利益的工具。迅猛发展的互联网广告亟待更加科学有效的监管。一方面，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与时俱进，对互联网广告的新形态进行有针对性的立法，厘清责任主体与违法行为，让不分良莠地吸纳广告商的网络平台付出相应的违法成本；另一方面，为了业态保持健康、可持续的发展，各大平台应与不良商家和虚假广告划清界限，营造良好健康的市场环境，这才是发展的长久之计。

　　在2019年央视春晚上，青年演员翟天临在小品《“儿子”来了》中塑造了一名“打假”警察。没想到，这位高学历明星因为晒出博士后录用通知书而被网友质疑论文抄袭、博士学位注水，“打假者”反被打假，令人始料未及。相关高校表示对学术不端行为持零容忍态度，已经成立调查组并按照相关程序启动调查程序。 　　网友持续关注，又拔出萝卜带出泥般挖出不少“黑料”，导师资质、学院优待等问题虽有待进一步调查，但“学霸明星”的人设确已轰然崩塌。在造星的链条上，“树人设”是不可或缺的一环。戏骨+博士的组合，加上知名高校的光环，无疑提高了观众的期待。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演员应当以扎实的演技、高尚的艺德回馈观众。尤其当学历成为人设的要素时，它就不仅仅是自我包装、形象公关、流量变现的一部分，而势必要受到学术道德规范的严格约束。 　　“自古华山一条路”，学术是获得学位的唯一门径。有人认为：演员以演技为务，何必在乎学术的小节？问题在于，无论是美术、设计，还是音乐、影视，艺术类专业虽具有实践性，但技艺不能替代理论，好演员不等于好博士。尤其自2011年艺术学获批成为独立的学科门类以来，艺术学自当夯实理论根基，在塑造国民精神、提高审美品位等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身处娱乐圈，博士学位或许可以充当为演员增色的手段；但立足学术界，博士理应致力于突破人类知识的边界，不能因为演员等其他身份而获得丝毫优待、降低学术“品位”。 　　博士的水准照见着一所学校的学术成就，而学校的严格审核是把住学术尊严的最后一把锁。在这次事件中，依照有关高校的学位授予细则中对论文发表的相关要求，网友爆料的不少“实锤”的确有据可查。这反映出相关高校在学术成果审核、学位授予流程上存在把关不严的问题。一段时间以来，论文抄袭、文章代写、招生放水、学位注水等失德、违法事件挑战着教育公平的底线；而少数商界、政界、演艺界的人凭借财富、权力、影响力轻而易举地获得学位，将博士看作附丽于学位身上的社会地位、人际资源，更是把学术矮化为“生意”。在这些事件中，有关学校难辞其咎。 　　高校理应是社会的一方净土，是人类精神的一片高地；它不能与世隔绝，但却要超然物外；它要为社会培养大批专业人才，更要塑造一个个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当“金钱买得来文凭，买不到智商”“学历不代表学问”等说法充斥于耳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声音背后折射出人们对学历含金量降低的隐忧，也反映出少数高校公信力下降的事实。如何让学位“禁得起推敲”？学校应完善考核、淘汰、资金管理等机制，以学术作为唯一标准，把牢高等教育的入口和出口；教育部门要强化监督、严格执纪。多方携手施治，高等教育的未来才更加可期。 　　高校决不能变为名利所、买卖场。近年来，从高校反腐势头不减到中央巡视组为高校开“问题清单”，从严格毕业论文查重抽检制度到执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铁腕”整治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令高校风气为之一振。但“其身正，不令而行”，让学术回归纯粹，归根结底还得靠广大师生守土有责、诚信治学。守住学术的底线，保住学位的尊严，才会赢得社会的尊重、撑起民族的明天。

　　据海南省三亚市旅游警察支队通报，2月8日21时许，旅游警察支队接警台接到一游客报警称，其2月8日在三亚市天涯区海坡二横巷三亚凤凰翠屏海鲜店吃饭时被诈骗。经调查，该店店长苏某、员工徐某为给该店获取不当利益，通过在电子秤上“动手脚”增加海鲜重量诈骗客人745元，同时二人还承认之前多次采取同样手段诈骗他人钱财的违法事实。三亚市公安局依法对徐某行政拘留15日，对苏某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元。 　　应该说，通过在秤上“动手脚”来牟取不当利益是很多不法商家的惯用手法。一些消费者对此见怪不怪，发现猫腻后，一般通过协商解决或干脆自认倒霉了事。如今，三亚有关部门在接到消费者投诉后，对涉事商家作出了顶格处罚，这无疑敲响了警钟，有利于让不法商家认识到缺斤短两的严重性。而对涉事商家和行为人来说，这种故意而为的欺诈已非市场行为，其被行拘一点也不冤。 　　在多数人对缺斤短两现象见怪不怪的背景下，三亚公安机关的严厉处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有观点甚至认为其属于市场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民事纠纷，应当通过协商、投诉、诉讼等方式解决，不该上升到行政拘留的程度。 　　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的市场，却在情理和法理上都站不住脚。要知道，诚实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精神，是交易主体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失信者应受到惩戒是市场经济得以有序运行的基本前提。通常而言消费领域的欺诈在特定情形下会突破普通民事主体间的纠纷，进而上升到治安违法乃至刑事犯罪的严重程度。 　　此外，判断一个行为的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除考虑到涉案金额外，还需要综合考量行为人是否具有“前科”、行为的地点、行为人的主观恶意、是否认识到错误、是否及时弥补损失等因素进而得出结论。一般来说，欺诈经营中商家的主观恶性不大，如商家未尽到注意义务，导致销售的食品超过保质期等。 　　具体到通过在电子秤上“动手脚”增加海鲜重量诈骗客人事件，看似商家欺诈经营，实则是隐瞒真相和虚构事实的诈骗。因为，涉案行为人的主观恶意非常大，其是明知而为之，故意通过在秤上“动手脚”来诈骗顾客钱财。这种行为超出了民事纠纷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治安违法乃至刑事犯罪。 　　值得注意的是，三亚这起事件中，涉事行为人有多次采取同样手段诈骗他人钱财的“前科”，说明其主观恶性非常大。加之在三亚屡屡陷入“宰客风波”，备受公众关注的大背景下，涉事人依然顶风作案，足见其对商业伦理、法律法规的藐视、抵制、对抗态度。那么，综合考量各种主客观因素，对涉事行为人施加治安管理处罚完全合乎情理、法理。 　　进一步而言，这样的处理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才导致有人认为如此处理有些过重。相关部门理当引以为戒，不以恶小而纵容，从严治理欺诈宰客行为，如除拘留罚款外，还可列入失信名单，让商家有所顾忌。

　　借助技术手段的见义智为，并没有给爱心打折扣，而是增添了一份明智。当然，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升道德水平，用法律法规和规则意识的普及，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 　　近日，一名安徽籍男子在武汉街头行走时，突发脑出血跌坐在地，5名路过的大学生录像取证后救人。此举在网络上引发争议。被救男子的妻子表示，医生查明，其丈夫临时脑出血，如果再晚几分钟来医院的话，他可能性命不保。而对于5名大学生的做法，她表示“在保护自己的情况下再去救别人，完全可以理解”。 　　类似“先录像再扶人”的场景，已不是首次出现。但在本事件中，被扶男子“晚几分钟可能性命不保”的特殊情形，又难免将公众引向对这种做法合理性的讨论：在摔倒者可能濒危的情况下，拘泥于自我保护的形式，没准儿就错过了救人时机，等取证完了再去救，可能晚矣。 　　就此事看，当事人有当事人的顾虑，我们没必要抱着“先知先觉”的视角对其苛责，而从结果看，也没出现那种“救人时人已没得救”的糟糕情形。 　　现实中，对于那种扶人前先取证的做法，社会也该多些理解：行善固然应更纯粹，但我们不能苛求行善者罔顾可能面临的现实成本。要知道，因“扶人”而引发的纠纷已经屡见不鲜。在这些纠纷里，扶人者称自己被冤枉，被扶者则说“就是他（她）给撞倒的”，随之带来的舆论“反转”也很常见。 　　很多时候，警方借助路边监控就能还原真相，不过一旦事发地段处于监控死角，就可能陷入“罗生门”。而又因为这些年发生的“扶人反被诬”事件确实存在，一些不够理性的舆论，常常先入为主地对被扶者作“有罪推定”。 　　扶还是不扶？在人性上原本只是一个举手之劳的善举，在如今却成为一个不太体面的尴尬存在。 　　所以说，“先录像再扶人”虽然确实能反映出社会诚信的焦虑、道德的缺失，但在现实中暂时还没有治本之策的语境下，也可以理解。 　　事实上，“先录像再扶人”不但能满足扶人者保护自己的需求，还是对执法部门、对公众舆论负责——避免因为产生纠纷而浪费警力和舆论成本。而对一些糊涂的老人和摔倒时神志不清的被扶者来说，留存证据对他们也有好处，这能避免出现“非恶意地冤枉好人”。 　　从这个角度来说，“先录像再扶人”，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见义智为。如果说见义勇为是出自人性最本真、最不计个人得失的美好本能，那借助技术手段的见义智为，并没有给爱心打折扣，而是增添了一份明智。 　　如果说扶是一份道义，那该用何种姿势扶，也是不该被回避的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说，我们还是应该提升道德水平，用法律法规和规则意识的普及，来重塑人与人之间的诚信。